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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咨询

当疾病敲开家庭之门

更新于 2016-04-10   | 浏览次数 0

《爱的功课》中一位著名的家庭治疗师说:每个人生来就具有双重身份,即在健康王国的身份和在疾病王国的身份。尽管我们都喜欢前一个王国的身份证,但无论早晚,至少有一段时间,我们都会被迫承认自己在疾病王国的居民身份。话说得很委婉,如果把同样的意思直接地说出来,就是:每个人迟早都是要生病的。

疾病当然首先是生病的人的个人的事情。但是,人是社会的动物,一个人病了,除了对他自己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之外,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的家庭。现在我们就从家庭的角度,以一位肺癌早期患者为例,谈一谈疾病对家庭的影响及应对策略。

专门针对家庭的心理治疗理论认为,一个人生病(主要指可能危及生命或造成残疾的重大疾病)之后,家庭内部会产生以下几种相对应的情感反应。

K先生五十岁,某国家机关的处长。他的妻子四十八岁,某国有企业的会计。女儿二十五岁,某医院内科医生。K先生抽烟三十年,平均约每天二十枝。三个月前,K先生出现不同寻常的剧烈咳嗽,妻子和女儿要他去医院查一下,他不愿意,认为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由于长时间未见好转,他最后还是同意去做一下肺部透视。透视显示有小块阴影。再拍片,高度怀疑早期肺癌。医生只把这样的结果告诉了K先生的妻子和女儿,K先生自己对自己的问题一无所知。背着K先生,妻子和女儿抱头痛哭了一场。然后她们认为,也许K先生患的不是癌症,而是其它什么疾病,比如肺结核等等。就继续让K先生做了进一步的检查,最后确诊为肺癌。在冰冷的化验单面前,她们不得不接受了这一事实。

否认→接受→绝望→希望

当疾病敲开家庭之门的时候,病人和家属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。这是一种有益的防御机制,可以暂时缓冲打击的力量,为最后接受现实做一点心理的准备。但是,否认的时间不可能会很长,当疾病变成无可置疑的现实的时候,接受就是唯一的选择了。接受显然是一种更成熟的应对方式,越早接受,越有利于早日采取理性的对付疾病的措施。

接受事实之后,紧跟而来的情绪就是绝望。做医生的女儿知道,不是医生的妻子也知道,肺癌是一种暂时无法治愈的疾病,被诊断为肺癌,就等于判了死刑。夫妻恩恩爱爱地生活了几十年,相敬如宾、相濡以沫,妻子无法想象没有丈夫的日子将怎么过;女儿是在父亲的娇宠下长大的,她很爱父亲,父亲的永久离去,会给她的心灵造成很大的创伤。一时间,妻子和女儿都陷入极度的悲哀之中,整日以泪洗面,茶饭不思,工作效率也大幅度下降。

绝望中也孕育着希望。妻子和女儿开始把希望寄托在治疗之上。妻子在互联网上、或者通过熟人,找治疗肺癌的偏方,和肺癌患者的保健措施,等等。女儿则带着父亲的病历和X光片,遍访名医,请教最佳治疗方案。这一切,都是瞒着K先生进行的,在K先生面前,她们都强装笑脸,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。K先生也是一个豁达之人,从不疑神疑鬼,想医生和家人没说什么,那就肯定没什么大的问题,该做什么还是去做什么。

保密措施→共同承担

在中国的大多数医院里,大部分医生还在信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,叫做“保护性医疗措施”,意思是:威胁生命的、难以治愈的疾病的诊断结果,只告诉病人的家属,而对病人保密。

应该说,这样做也有一部分道理。我做实习医生的时候,就听老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:一位教授在门诊接待了一位病人,发现他患了某种癌症,而且已经到了晚期,都没有什么治疗价值了。教授问他有什么亲人没有,病人说没有。于是教授就对他说,你的病不严重,回去以后,想吃什么就吃什么,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病人就回去了。八年以后,该教授在门诊又遇到这个病人,他竟然还很健康地活着。教授很惊讶,说记得当时你患了癌症,估计也就只有半年的生命,怎么现在还活着?病人回答说,我不知道自己患了那么严重的病,只按你说的想吃就吃,想玩就玩。但是,遗憾的是,这一次病人回家后,就真的只活了半年。

对K先生,医生和家属在开始的时候,也采取了保护性医疗措施,有关他的疾病的真相,被掩盖得严严实实。但是,虽然不告诉他真相有一些好处,但同样也有很多坏处。这些坏处包括:某些患者会对自己的疾病胡乱猜测,这跟告诉他真相相比,可能是更严重的心理负担;严重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;不利于调动患者本人对抗疾病的积极因素;不利于患者配合必需的治疗,等等。最后,从人道和人权的角度来说,一个成年人,有权力知道与自己有关的一切事情,而不管那些事情对自己有没有利。让一个人自己承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事情的后果,也是对这个人的一种尊重。

在向一位家庭心理治疗师咨询之后,妻子和女儿接受了治疗师的建议,决定将肺癌的诊断逐步透露给K先生。这对双方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K先生表面上的反应并没有他人想象的那么悲伤,心理上所受大的强大打击被他本人有意地掩盖了。背对妻女的时候,他流下了眼泪。在整个家庭中,秘密一旦被揭开,剩下的就是一种针对疾病的同仇敌忾。气氛开始在朝好的方向发展,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相对封闭→人际支持→情感宣泄

K先生在单位请了假,除了去医院接受必要的检查,成天就呆在家里。跟外界的联系明显减少了。有朋友、同事来访,也是不着边际地谈一谈就走了。妻子和女儿也回绝了几乎所有的交际活动,一下班就回家,陪着K先生。整个家庭变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。

又去找家庭心理治疗师。得到的建议是,要像往常一样跟外界保持联系。K先生跟单位商量,每周去单位三次,但可以提前回家,算还是算病休。而且,他还参加了一个由癌症患者组织的抗癌协会。由于他的人格魅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,很快就赢得了其他会员的尊敬。他私下对人说,跟协会会员的感情,比对单位同事的感情要真诚一些。也就是说,在对抗疾病的道路上,他找到了更多的来自人际间的支持和温暖。这种状况,比他没生病的时候还好一些。

疾病的到来,改变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的性质。以前,大家都能轻松地、和睦地相处,而现在,每一个人心里都装着一些事。K先生是家庭精神的和经济的支柱,他知道,他的倒下会给其他两个人带来什么。妻子没了伴侣,还没结婚的女儿失去了她生命中最强大的保护者。K先生的内心充满了内疚感和负罪感。他恨自己不该染上抽烟的恶习,不该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,不该在女儿小的时候给她太多的学习压力,等等。

妻子也处于深深的自责中。怪自己对丈夫照顾不周,有时候对他有些求全责备,等等。女儿的自责更甚,想着将来报答父爱的机会都没有了。这些情感,在一次家庭治疗中得到了宣泄。三个人在知道了彼此对对方的负罪感后,都互相安慰,在宽恕别人的同时,自己也得到了宽恕。

疾病是多重的负担,身体的、心理的和经济的。身体的负担,有医生去管;心理的负担,也可以借助心理治疗师的帮助;而经济的负担,就只有自己承受了。前面已经说到,妻子和女儿都对K先生有内疚感,她们对抗内疚感的方式之一,就是尽可能在生活上让他过得更好一点。这样做直接的后果就是,支出直线上升。吃、喝、娱乐再加上一些偏方的治疗,每个月的开支是K先生生病之前的三倍多。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,而且会加重K先生的内疚。一个例子是,虽然K先生认为没有必要经常吃乌龟、甲鱼等太贵的东西,多吃普通的鱼肉和禽蛋一样有营养,但妻子和女儿却不同意。

心理治疗师分析了这种情况,也支持了K先生的营养观点,局面就有了大的改善。随着收支的基本持衡,压在三个人身上的经济负担变得小多了。

对死亡的恐惧是活着的最强有力证据

最开始的时候,到医院做检查、或者找心理治疗师,K先生都是被妻子和女儿拖着去的。稍后,在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之后,就更加被动了。他说:反正治不好,瞎折腾干嘛?再后来,特别是跟心理治疗师谈了两次话之后,他就变得主动了。
首先是治疗肺部疾病上的主动。在询问了一些专家之后,在妻子和女儿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,他就坚决要求手术治疗。其次是术后的化疗,尽管很痛苦,他也坚持了下来。最后,本身就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他,本来是不相信心理治疗会对他的癌症产生什么作用的,但他后来却变得非常渴望每次的心理治疗。他说,手术和化疗,那是医生操心的事,我使不上什么劲儿,但我却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心态,来对付疾病,现在流行说心态决定一切,我要用好的心态,让自己多活几年,或者说,我既然活着的时间不多了,为什么不心情愉快地活着呢?如果快乐也只能活一个月,悲伤也只能活一个月,那我当然选择快乐。

在这一点上,K先生说得不完全对。现代医学证明,快乐可以增加机体的免疫力,所以如果癌症使你只能再活一个月,那当你快乐地活着的时候,也许你能够活一个月零一天或者更久。

死亡的恐惧,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的恐惧。即使没有患威胁生命的疾病,每个人都还是生活在“迟早会死”这一最大的恐惧中。疾病只不过把这种恐惧直接展示在了我们面前,使我们不得不此时此刻就面对生命即将消失的事实。

K先生第一次听到“肺癌”二字,立即就联想到了死亡。然后,与死亡相关的所有事件,就成了他心理活动的主要内容。他害怕听到有人说“死”这个字,害怕看到花圈店,甚至看到有人穿纯黑色的衣服,也会紧张不安,因为这让他联想到一个人死了之后参加追悼会的人所佩戴的黑纱。 

他单独跟心理治疗师讨论了几次关于死亡的事。奇怪的是,自己在心里转着死亡的念头的时候,恐惧会越来越强烈;但真正把与死亡有关的东西放在桌面上谈开,完全不躲躲闪闪,恐惧感反而慢慢减少了。当然,完全没有对死亡的恐惧是不可能的,也是没有必要的。从哲学上来说,对死亡的恐惧,是我们活着的最强有力的证据。

K先生的勇气的增长,也极大地鼓舞了妻子和女儿。尽管经过上面说到的曲曲折折,这个家庭还是又恢复了往日的轻松和快乐的气氛。当然疾病还在那里,但它却像一堆本来散布在客厅、卧室的垃圾,现在却被扫入了垃圾袋,丢到了墙角边——虽然家里的主人们还看得见它,但却对主人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了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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